那么，北宋這么多的繁官冗員是從哪里冒出來的呢？

       包拯在奏疏中指出：除了朝廷命官之外，一是“臺寺之小吏”，即御吏臺、大理寺、中書監等各官府所設的下屬機構中額外增加的官吏、衙役。二是“府監之雜工”，即各官府為自己辦事方便而增加的勤雜官員。三是“蔭序之官”，即因祖上做過官、立過功而受封的家屬子女，或憑關系受照顧的親屬、官親貴戚。四是“進納之輩”，即用金錢或買或捐的官吏、衙役等等。同時，國家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，每次也要錄取一千余人。

       當然，包拯對北宋的官員繁冗現象還未講透。這種現象有其封建王朝的制度共性，也有其時代特性。北宋前期，在統一國家過程中，采取“偽署并仍舊”的辦法，同時為加強中央集權，在保留后周舊機構的基礎上又增設了一些平行的新機構，使之互相牽制。這樣，就形成了“一官而數人居之，一事而數人治之”的現象。結果，一是造成官名與實際職權不一致，因而職責不明，上推下卸，互相推諉，政事淹滯。二是造成機構繁復，彼此牽制，導致重床疊加，閑官過多，效率低下惡果。三是造成冗官冗費，耗竭財力。四是造成寄祿官制度混亂。這種與前代風格不同的品秩制度，職事分離，使得庸碌腐敗的官員大增。

       對此，包拯不無憂慮地說道，現在，全國有州郡320個，縣1250個。按照定額用吏不過五六千人，現在已經超過三倍多?！笆鞘车撜呷赵?，力田者日耗，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！”吃國家俸祿的官吏日益增多，耕種田地的人一天比一天減少，造成國家財用、老百姓物力更加匱乏?，F在國家每年的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一倍多。而且，先祖時國家所征收的稅目只是實物，后來收取賦稅時將實物折算為錢，這樣，稅戶在常稅之外增加了五六倍的賦稅。

       為之，包拯痛心疾首地大聲勸諫：“重率暴斂，日甚一日，何窮之有！”“方今山澤之利竭矣，征賦之入盡矣”，“輸者已竭，取者未足，則大本安所固哉！”稅率本已很重，再加上官府橫征暴斂日益嚴重，且沒有止境。土地不會增加，納稅的老百姓已經一無所有，而官吏冗員多，所耗用度就多，長此以往，國家的根基能安定穩固嗎？

宋代著名畫作《夜宴圖》（局部）

       面對種種官制痼弊和財政窘困的局面，自真宗朝以后的歷朝有識之士，大多上奏要求“去冗”、“減費”、“裁官”。尤其到了仁宗以后，問題已成燃眉之急。當時，除了包拯還有王禹僻、楊億、宋祁等不少“以天下為己任”的士子和官員，紛紛上書朝廷，要求改革癥弊。范仲淹就向仁宗條陳十事，主持“慶歷新政”，革新吏治。包拯以其卓越的政治眼光和膽魄一針見血指出：“欲求其弊，當治根源，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?！?/FONT>